亲历南京受降的前前后后

朱光熹口述  汪烈九整理

 

1.胜利在望

1945年3月,由何应钦指挥的青年远征军,在腾冲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击毙了一个日军师团长。远征军一名战士,将日酋首级割下,抹了一斤食盐,袋装回滇,展示于大街上,让昆明的老百姓,欣喜若狂,鸣放了整整一天的鞭炮。我情不自禁地,将这件事情写成通讯,寄给了重庆一家报纸发表。谁料到这件小事引起何应钦的关注,直接点名要我即赴:青年远征军驻印(度)军的中国陆军总部“有事”。总部设在昆明市昆华师范学校内。经过两层岗哨,到达何应钦办公室内,不知怎么,这儿聚集了不少上层女士,正与不言自威的何总司令谈论着什么。见我来到,他们并无顾忌。何总司令注目我一会,听我报告来到后,才微笑一下发问:“你来远征军多久?”我回答:“刚巧两个月。”何再问:“令尊朱树烈先生?”我回复:“是。”谈话就此结束,何令一位参谋引我去另一间办公室,办理调动手续,我由一名中校文职团级提升为陆军总部的上校人事参谋,主管机要。

3月底的一天,总办通知,所有总部校官以上人员,集中于总部门前,列队欢迎来宾。一辆交通车缓缓驶来,车门洞开,下车的竟是半月前我见到过的一些上层妇女,只不过都簇拥着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都在向列队的军官们挥手示意。这时,卫立煌、关麟征等出列,与这些贵妇人一一握手言欢,然后又簇拥这些妇女进入接待大厅———昆华师范学校的校政厅内。

这时我们才得知,这是以王文湘为首的“全国妇女劳军慰问团”来总部“劳军”的。这些耀眼的巾帼们,竟未受到何应钦总司令的亲自欢迎。原因是王文湘是何应钦的老婆,为避免旁人闲言碎语,何只得敬而远之。

王文湘的慰劳不是空口白话,她随车捎来的肥猪肉及当地特产过桥米线,优先让总部的将、校、尉们饱餐了两顿。至于那些在前线流血而今仍在住医院(战死的当然不必说了)的士兵们是否能够尝到慰劳品,只有天知道。

在我们总部获知的消息说,由李汉萍率领的中国伞兵,从巫家坝起飞,向广西南宁出击,旨在消灭在桂的日军主力。哪知,南宁的如今,是日军不设防的空城。伞兵部队的先遣军,竟刀不血刃地收复了南宁。李汉萍当然不放心,因为日军不至于由盛而衰到这般田地?他派兵四处打听,真不知日军是否有潜身之能,把侵犯桂林的猖狂气焰收敛到哪儿去了!总司令何应钦不相信日军的衰退,而暗暗责怪李汉萍的“不力”,他点将冷欣,让这位陆军总部的中将副参谋长,披挂上阵,去前线指挥所担任指挥官,负责寻找日军在桂的主力踪迹。先冷而去广西的另外两将:肖毅肃、卫立煌两部,在八桂大地也未遭遇日军的任何抵抗,只好安营扎寨于南宁四周。冷欣曾当何应钦之面,夸下海口:“一定去下海擒龙,上山找蛇。”可是他在广西前线“指挥”的结果,与李汉萍、肖毅肃、卫立煌毫无两样。到这时候,何应钦还不放心,狡诈的日军会如此善罢甘休?他召集将校大会,在会上大声疾呼:“‘战机难得’必须‘倾全力以赴’!”于是,他将陆军总部直属各机关于8月1日,分队组团,浩浩荡荡,开出昆明,真叫“倾巢而出”,蔚为壮观。我所在的分团,经贵州,向广西进发。我这个人事参谋负责押运人事档案,随第一批辎重车队,载运大批行李,日夜兼程。南方雨多,有时又遇泥泞土路,车轮陷于烂坑之中不得自拔。怎么办?只得等候天气转晴,方能赶路。不知不觉,停停走走,到达如今改为特区的盘县,已是8月15号。这天本是日本人投降的日子,可我们是运载后勤物资的分团,没有任何通信设备,自然是罔然无所知。这里天黑得迟,晚上8时了,田野仍有太阳的余晖,几乎是通明透亮,8点半了,才有了暗意。但车队仍然不停,必欲赶到盘县县城宿营。谁也没有料及,此刻,盘县县城郊外,灯笼火把,一片“啊嗬!”之声,再行不远,传来了盘县县城方向的鞭炮声,更令人吃惊的是,苗寨里枪声大作,吼叫声不绝于耳。我暗忖:莫非女苗王高玉柱觊觎我陆军总部的10轮大卡(车)?卡车上全是美式武器还有被服。连我在内,仅10余名押运卫兵,大家真有些惶恐。我们立时停车,从司机台上下来,徒步向盘县县城方向慢行,侦察四周动静。车队缓行,人在前面,这样侦察行走了半小时,刚接近县城只见各处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以判断,绝不是苗寨发生了什么,但为何有如此壮观的现象发生呢?我看到了城门边有一座吊着长串灯笼的大茶馆,串灯映照着茶招,上书“普洱茶”3个大字,分外醒目。我上前去打听。从茶馆走出一位女子,招呼后给我看座,呼叫茶博士上茶的同时,她出示戏目单,问我:“从远途来的?辛苦了,老总。是点《斩黄袍》,还是要《辕门斩子》?”我撇开这些,急切地问她:“缘何有这么密集的枪声?”女子嫣然一笑:“老总,这天大的事,怎么还不晓得!日本人投降了啊!喝茶,听戏!美国人爱放枪,就让他们放吧,人家有的是子弹。”我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消息从哪里来?”女子认真地回答:“美国空军陈纳德在盘县县城的电台高音喇叭都叫了半天了,日本龟儿子举手投降了!”

战争令中国妇女变得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时候,我哪有心思听戏喝茶,我高兴我的同胞,已从“不能一日无有皇上”进而到了“日本龟儿子举手投降了!”我突然想起,我们10轮大卡上也有卡宾枪,我给女戏子、茶博士丢下一券小钞后,带领10余名弟兄,登车取枪,用枪声渲泄我胸中的狂喜,向上苍狠发枪弹,庆祝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的这一天!

我打枪,打得双手发麻,不知从枪口里喷射出了多少子弹,我高兴得痛哭流涕,我想起了这8年的浴血抗战……

离开盘县县城,我们继续向广西方向进发。新的命令下达:车队不去广西了,改向去湖南芷江。我们的车队发动马达,驱向芷江。我沿途搜集报纸,总想追寻日本人投降时的情景,从字里行间得到这些杀人魔鬼的结果。也许是我性情太急,我搜集到的报纸不少,我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到了芷江,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上下班,便抽时间跑芷江县政府,找文书翻阅近期各种报纸。尽管那时没有新闻纸印报,而粗糙的土纸也能印出黄纸黑字,只是照片皆模糊,全靠说明文字补充。我始终不忘《立报》上的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大意):“美国的大棒终于被迫举起来了,死神逼向日本列岛。在太平洋,美军的提里安空军基地,以替贝次上校和他的轰炸机组做好了一切准备。飞机上还配有摄影师,要纪录这次行动的实况,以便传给后世。8月6日凌晨,约在2点多钟吧,以替贝次将他的B29操纵杆慢移,飞向天空,目的地日本广岛。这架飞机上装载的是人类第一颗杀人的原子弹。名字很俏皮———“小男孩”!再重复一遍,1945年的8月6日,约在日本东京时间9点不到,美机仓门洞开,“小男孩”立即落下,直窜广岛。于是,广岛被巨大的火球吞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火海,云头上升,高达20万米,其间,太阳因之消失,只有黑暗被大火衬映……”

我读到这则通讯,既兴奋又战栗不止,文章深刻脑海,数10年不忘,因为它太新鲜,太令人震憾,原子弹这个怪物,今后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子孙万代以及人类赖以栖生的地球呢?我脑子在深思中,却又是一塌糊涂。

我还记得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声明:“7月26日之所以要在波茨坦发出最后通牒,旨在使日本民众免遭毁灭。日方却拒绝了最后通牒……”还记得报纸是这样披露的:8月9日,仅距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投掷广岛3天后,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小胖子”在日本长崎爆炸。前者使日本8万人死亡,5万人受伤,20万人受幅射;后者,死亡2万3千人,4万人受伤,好像没有受幅射的记载。不是没有人受幅射,而是当时的报纸没有记载,裕仁天皇这才认输,这才投降。

真没有料到,这次日本投降,竟与我这个偏居一隅的国民党中层军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

 

2.亲历受降

我确实有过一种想法,希望能目睹侵华日酋如何像一只丧家之犬,匍匐于中国老百姓脚下,遭千人指,万人骂,中国人所喷射的唾液,足以淹死法西斯匪徒!以此告慰我的恋人粟君及千千万万惨死于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生灵!

由何应钦口授,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亲拟的一份特殊电文,变成了发报机上的清脆悦耳之声,“滴,滴,滴……”表达出了中国军民的威严,敦促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须在接电后,立派专机、专人来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投降。规定:来机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机翼上须挂白色降旗:进入芷江机场上空时,须绕场飞行一周,方可取45度角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诚意。

日方接电后,确实不敢怠慢,立派专机专人飞芷江。但机上未挂白旗,也没有绕场飞行一圈,像一般飞行,直降芷江机场。

噫,日本人8年的横行霸道,8年的如入无人之境的法西斯嘴脸,至今仍旧初衷不改,仍旧狂妄无忌,咄咄逼人?我们参谋部的全体参谋,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若不受纪律约束,真要上前,一人赏他一拳一脚,也要他命归三岛!陆军参谋总部中校参谋陈昭凯,奔跑上前,面对从日机上下来,大摇大摆的日本人,威严挺立,厉声质问:“你是日本方面的什么人?为什么不遵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执行?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投降的吗?”

陈昭凯的高亢激愤,令在场军人莫不感到荡气回肠,领略到什么叫做扬眉吐气,以及义正词严。

下机的日本人,面无表情,一见即知是个大滑头。他人中上蓄短髭,鼻梁上架金丝眼镜,倒钵形的军帽戴得十分周正,矮短身材证明他是道地日本人。他遭训斥,表情仍无收敛,毫不在乎,慢条斯理,分明满手沾的是中国人的鲜血,确又一派儒雅之气,真令人恨得牙痒。他终于启齿了:“我叫今井武夫。我奉冈村总司令之命,前来芷江与贵方洽降,而非投降,故一切从简,希望贵方谅解。”陈昭凯见对方自恃有理,不好再行追究,满腔的怒火化作一声怒骂:“老奸巨滑,吊儿郎当!”我们站在机场上,心在燃烧,陈昭凯骂得有理,一点不失身份,

陈昭凯带今井武夫去见何应钦。听了陈昭凯陈述今井在机场的表现,何根本不计较对方的傲慢,只“嗯嗯”两声后,决定派陈昭凯随今井武夫飞南京洽谈降事。

我们参谋部的几名参谋,对何的“仁者”态度,深感失望,禁不住发些议论,当然这只是私下的。—致认为,何是亲日的,这不是猜测,而是有事实依据。他于1935年6月,与日本驻我华北的司令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取消国民党建在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及宪兵第二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消河北反日团体和压制群众反日活动。《何梅协定》表明何应钦公然放弃国家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七·七”全面侵华战争埋下隐患。这恐怕就是何应钦“谅解”今井武夫恶劣表演的最好说明:绝非偶然!

陈昭凯去南京5天后回到芷江。他被指定向参谋部副参长、少将冷欣报告了与日方洽谈有关受降的具体事宜。冷欣由何应钦指派率领包括我在内的整整20名上校军官,全副武装地直飞南京。

这就是我阔别8载的南京!这就是日军屠杀过我30万同胞的南京!派遣军总司令至今仍在作威作福的南京!我走下飞机,没有有幸参加受降仪式的兴奋,只有泪流满面,往事真不堪回首!万恶的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一纸降书所能赔补的吗?是一个投降、受降仪式所能赔补的吗?我心事重重,低头按脑,尽在思考之中.

不知是受何应钦优待今井的影响,还是缺少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冷欣一到南京地面,竟与日酋、降将之首冈村宁次握手言欢,直急得我们同时抵达南京的20名上校参谋,蹬足拍胸,连呼:“丢人现眼!”一握已失中国军人的气节,冷欣竟在一握之后,还向冈村问安,这令在机场的各国记者大感惊诧:败将是冈村还是冷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记者们绝不轻饶冷欣,他们纷纷举起相机,镁光闪闪,将冷欣的丑态,冈村的傲慢,真真实实地摄入镜头。第二天各报,均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日已经握手!》的照片。我国富有正义感的仁人君子、有识之士见报后,纷纷发电报、打电话,质问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冷欣所作所为,谅已见晓,这究竟成何体统呢?”何应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迫当众责备冷欣:“忘掉了中国军人之军威,丢掉了中国的国格!”何应钦运用了扬汤止沸之法。我们几位参谋私下议论:“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受降仪式定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礼堂举行。

包括我在内的20名上校军官,在肖毅肃短暂的训话后,整队随肖去中央军校礼堂。一路上我感到肩上似乎挑了重担,要把中国军人的仪表,充分展现在日本人面前,世界各国记者面前:中国军人绝非孬种,绝非东亚病夫,也确实,我们20位中,实在没有一个对不住观众的,个个1米8以上的高个,少有书卷气息,如此仪容、队列,足令冈村等日军自愧不如。

时钟指向8点30分,我新编第六师仪仗队上午7时许才由驻地飞来,稍事休整,立即进入角色,列队军校门前。是谁挑选出这些精干漂亮的小伙子,如此耀眼夺目。

南京9月上旬的天气,仍显闷热.但饱经日军蹂躏的南京市民不愿放弃—睹日军败将“尊容”的机会,从四面八方涌来,但均守纪律,自觉地守候在警戒线以外,静寂无声;而城市的不远处,却传来不绝于耳的鞭炮声。

礼堂大门口是金碧辉煌的四个大字:和平永驻

厅内大屏风上缀一个硕大字母“V”,象征中国抗日胜利。

我边走边想:大屏风上的字母可以,而礼堂门楣上的“和平永驻”似乎缺少了严肃与严厉,照我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一条标语:侵略者必败!

8点51分,何应钦率一行将领,自右侧门进礼堂入席。何应钦居受降席正中位;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肖毅肃。

8点52分,日方投降代表在门外用中国话喊:“报告!”后,由我方领引军官引降将们从正门进入礼堂。

此时的冈村,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垂头耸肩,带着他的一班丧家之辈逐渐移近席位,整齐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礼,才依次就座。与一班降将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显狂傲,慢条斯理,一切行动,极带勉强。今井的表现,令我方20名上校军官射出愤怒的眼光,若非因礼仪限制,真想抓住他,问个言清语白。会后,我们私下议论,都有同样的想法。

9点钟响,何应钦向肖毅肃示意:受降仪式开始。肖毅肃居高临下,威严发令:“冈村宁次须缴验身份证明!”冈村立即站起来,向肖奉送一份文件,肖稍加浏览,又将文件掷于冈村面前,冈村恭敬接受,肖再将中方代印的降书抛向冈村,冈村仔细捧读降书后,下意识地点头,尔后就近握竹管毛笔,移近席面上的砚台,舔墨时稍有沉思,仅一会儿,提笔签名,搁笔后摸出图章加盖,双手伸出,递送降书给何应钦。何应钦接降书后,冈村随之报告:“因内急,请允许我如厕!”

本该由肖毅肃回答,而肖明知冈村耍无赖,默而不应。何应钦却说:“去罢!”让冈村好下台。获准后,冈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后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离席下位。

我此时又一次热血奔涌全身,为什么让冈村早早退出降位,不能让各国记者多照几张冈村的丑态,让世界人民更看清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美联社记者反应敏捷,见冈村即将走出会场,怎可失去这千载难逢的采访良机,于是跨大几步,逼近冈村急问:“冈村先生对今天的签降有何感想?”冈村边走边答:“军人以服从上级为第—天职。无个人感想。”记者发第二问:“日本投降后向何处去?”冈村根本不回头地回答:“本人以为,日本可以成为东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临近大门,记者拦住冈村发第三问:“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实现目标?”冈村越过记者已出大门才回答:“50年!”他已走到他的防弹车前,拉开车门一头扎了进去,把美联社记者丢弃一旁,汽车便一溜烟飞驰而去,冈村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两旁众多记者,无不摇头叹息:“这个狡诈百出的家伙!”后来美联社记者写道:战前,日本就作出了两套方案:实现了侵吞中国及大东亚的梦想后,日本该怎么消化大胖子;如果不幸战败,日本该怎样“潜伏爪牙忍受”以图再举。尽管冈村的回答是遮遮掩掩,“技巧高明”,但从只言片语中,也吐露一些日方高层“机关”。但不知冈村是否知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据当时传媒透露,冈村称病回到驻地,即召近前部属下达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从现象上看,冈村的怨恨、不服实在莫名其妙,实则是亡我之心不死。

 

3.冈村受庇

投降仪式一过,肖毅肃以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名义,命令冈村宁次的所谓“中国派遣军”必须立即更名以符合投降者身份。不得已,冈村只得摘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更名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自封联络部长官,配合中国方面对日俘的遣返工作。冈村深居简出,对外事务一切由今井武夫代理。肖毅肃对冈村仍旧装腔作势摆架子的行径十分不满,他不怕犯上,对何应钦说:“日方事无巨细,都往今井身上一推了之,实属狂妄,应予警示。”何应钦却不置可否,足见何应钦仅以接受降书为满足,对降将“宽大为怀”听之任之。肖不避讳我们,私下犯些嘀咕:“……士官、陆大两度同袍,这也难怪!”肖所指士官、陆大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军官大学的简称,何应钦与冈村宁次都在这两所学校受训。

但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降将的态度鲜明,绝不吃冈村那装死卖活的一套,每以中国军队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令:“冈村来见!”令前不会安上一个请字。冈村得令,无可奈何,只得在白的面前静听训斥,履行他的“军人以服从为第一天职”的义务。

当日在南京的中上层军官,有时可以看到冈村的身影,只见他装得可怜巴巴,尤其是从总参大门出来,要走很远一段路,方敢钻进他的防弹车。冈村在这段时间,煞有介事地配合中国政府,将他手下的一批批士兵、各类官佐及职员送去下关码头,让他们回国,而他本人却赖在南京,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有打算离开中国。这是何故呢?

从《中央日报》得知,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负责审理和惩处日本甲级战犯。这11个国家包括了美,英、苏、中……怎样界定战犯,多少数目?事隔60年,我只记得一个数字,即由澳大利亚提出日本战犯应该是100名!其它各国都提出了不同数字,已难记得,然而受害最为深重的我国,由国民党高层提出仅为21人,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说少了。后由国际检察局提出,定日本战犯为26名吧!这样才勉强摆平。

1946年的春节,我是在老家湖北仙桃度过的,返回南京时,受调去由周恩来,马歇尔,张群3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刚巧,我与张群的一位参谋黄云祥同组同室,他又跟我同龄,我们以“年兄”相称。因为亲密无间,我俩无所不谈,我就提及,日本26名战犯中,冈村宁次总该算一个吧?黄云祥哈哈大笑一阵后挖苦我:“你老兄竟然比何应钦的‘法力’还大,把冈村这头老狐狸塞进战犯中去?”我十分惊诧:“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都不是战犯,难道是那些日军校佐?”我俩私下议论这番话时,因为顾祝同接替了何应钦的陆军总长,陈诚接替了白崇禧的总参长,我的反问基于这个道理。黄云祥冷笑:“保护冈村,是他何应钦一个人可以一手遮天的?哼!”接着他又告诉我:“据说负责审理冈村案件的是‘铁面石美瑜’!石见多识广,与国际法庭有密切联系,不怕他何应钦抑或比何更高层的大人物庇护,捅到国际法官们面前,就有好看的了。”

我听了后没有高兴,怎么人家到中国来杀人比捏蚂蚁还容易,动不动杀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中国人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定一个日酋的罪如此困难?

尽管我对重判冈村不抱多大希望,但仍对法官石美瑜抱有幻想,希望他秉公直断,得到国际法庭支持,越过中国高层的干予,给冈村应有的下场。据说,石美瑜在全国司法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在许多国内重大案件上,他的公正受到肯定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层人士。

后来我离开北平奔走东北,对审判冈村再无得到什么消息。但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看到一本小册子,称石美瑜为审判冈村,特意找过何应钦,何说了句无边无际的话:“你们看着办吧?”石知是何应钦给他出了道难题,他在1948年8月14日预审时,向听众发出1000张旁听券,让听众于8月23日正式审理冈村时参加旁听,这就是石美瑜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为审判冈村而造势。

我远在千里,拍电报给后去南京的黄云祥,希望他能参加旁听,看看石美瑜是否真有通天的本领,公正审判冈村,为中国受苦受难尤其死于日军之手的灵魂出口恶气!

黄云祥没有给我任何回音,直至我于1948年底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也不知冈村在中国受审后的结局.

我由人民政府安排,回家乡担任了人民教师,且教历史。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一位名叫涂子容的南下干部,他为我们作动员报告,讲到中国的抗战史,讲到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统一战线上,为审判冈村与国民党当局所作的斗争史实。

他讲到石美瑜曾在法庭上言不由衷,胡说冈村是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才被任命日军统帅的,对前段日军罪行不应负有责任。涂子容指出,冈村宁次是个“中国通”,早在1925年就是中国军阀孙传芳的顾问1932年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先后任日军师团长、11军军长、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驻武汉日军司令直至日军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诉状,指出冈村宁次1939年至1945年,他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两地杀害军民近60万人,烧毁房屋20万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冈村列为一号战犯。

涂说,冈村于1946年初给何应钦写信,提出他可以帮助国民党去“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指示何应钦给予冈村以优厚条件,让他写出《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一文。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冈村是因为这样才受到庇护的。涂还说,冈村虽受到监禁,石美瑜的审判书最终说“冈村既无触犯战规或其它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战犯居然无罪!我对石美瑜的心存希望是多么的无知啊!但这又怎能单单的责怪他呢,他只不过做了蒋、何的传声筒而已。

涂子容还说,平心而论。李宗仁还是有正义感的,他担任代理总统,政局虽在飘摇之中,他还指示商震重新将宣判无罪的冈村关进监狱以待重新公正审判。然而,美国的轮船于1948年元月底,载走了冈村宁次,送他回到了日本!

涂子容的这次演讲,在我后来的教书生涯中,从教科书中,从史料中得到充分印证,一点都不含糊。

还应该补充的是,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邀请大战犯冈村宁次去担任“革命家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成为蒋手下的大红人。

 

朱光熹,出生于1918年,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师。抗战之始他投笔从戎。参加过滇缅战役,受到何应钦的提携,亲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受(日)降仪式,稍后又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从事教育工作到退休。朱先生以其十分清晰的头脑,惊人的记忆力,接受了我的采访。朱先生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极具史料价值。现将记录稿整理并经朱先生过目同意发表,此文发表数月后,朱先生去世。

pdf放大链接1 (如果pdf文件不能正常显示,请点击此处备用链接,或使用360极速模式、谷歌、Edge等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