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占仙桃时的见闻

胡汉学

 

1938年秋,当日寇进犯武汉时,我将眷属由随县迁回原籍沔阳避难。后来日寇又沿襄河西上,先后侵占了汉川、沔阳等县。这时,我受“循道公会”湖北教区的派遣,由汉口自养联区接任仙桃联区长之职。在这段时间里,日寇侵占仙桃所犯的罪行,据我所见所闻,略记于后。

 

一、组织仙桃镇维持会及沔北县政府

(一)日寇于1939年侵入仙桃镇,当即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治安维持会”。会长是抗战前日本洋行在仙桃镇的经理腾茂堂;付会长是老里仁口的赵洋人(日本留学生);翻译是赵的日本老婆林木君子。首先为了维护日本鬼子的安全,实行编户口,造良民证。还代日本鬼子购买一切生活用品,找经营贸易的房子。汪精卫叛国投降日寇,组织伪政权之后,日寇便改组维持会为沔北县政府。沔阳旧县址在沔城,与洪湖邻县,好分而治之。一个为沔北县,县址在仙桃镇;一个为沔南县,县址在新堤。沔北县长为×××,警察所长为傅××,秘书为张茹香(已被我镇压),日本留学生傅乃文为机要秘书,是长口附近黄毛岭傅楚材之子(傅楚材系军阀时代军官)。除此,还有顾问、翻译等官吏。

(二)沔北县政府的一切政令,全受日本顾问的节制。伪县政府的经费开支,都是取之于商业的各种税收、农民的田亩捐、钱粮及各种卡税,鸦片烟专卖收入等。为了便于日寇对新四军或国民党“一二八”师的防卫与攻击,特会同汉阳、汉川等伪县政府修筑公路,把从汉阳侏儒山到仙桃镇,沿襄河堤一带的农田强迫划为公路线,致使许多农民失去田地;加之日军经常四出搔拢,农民不能安居。

(三)伪沔北县政府为了献媚日寇,巩固反动政权,不专门组织了一个稽查队,进一步残害人民。一次,稽查队曾到长口,抢了胡永大、肖德生两家商号,共抢去一千多块光洋,还要挟当地伪保长命我五弟胡学炳,用马送他们回仙桃。

一天夜里,叶家河子,有一贺姓人家事先见闻稽查队要来了,全家人大都用梯子爬上房顶,只有一个刚生小孩的媳妇不能上去,藏躲在房里。他们刚好走到这家门口时,猛力撞开大门进屋见无他人,只有一个“坐月子”的妇女,就大胆地翻箱倒柜,把较好一点的衣物、什物,抢了一大袋驮在马上。临走时,还要当地保长代他们付马夫费二百元(伪币),马夫不敢收,才未付成。

(四)日寇侵占仙桃镇后,为了自己的安全与进行侵略浩劫,便在仙桃下街设立“军事区”(又叫“日化区”)。从钱家沟到油榨湾再包括襄河边一带统统划为“军事区”,勒令所有居民三天之内全部迁走;实际不到三天,就又下令不准老百姓出入搬迁。眼看几千口人家等于空手出来,身无居处,用无家具,衣被缺乏,谋生无着。我姑父是钱家沟的菜农,靠种菜、卖菜过日子。日寇一来,住处被划为军事区,无田可耕,无地可种,表兄帮人挑水谋生,难以保住家口,缺衣少食,忍饥挨饿,致使我姑母得病早死,表兄亦因操劳过重,染病没钱医治,不久也相继死亡。

座落在“军事区”的民房,全被日军侵占日军。将民房用汽车拉垮,把砖运去做碉堡和砌围墙。这样,使不少人倾家落产无处安身!

(五)仙桃镇街头巷尾及河边、军事区门口等处,日寇都设有哨所。凡是中国人经过这些哨所时,都必须向他们“鞠躬敬礼”。开始,人们因不知道这一规矩而遭罚跪,甚至毒打的不在少数。船行河中,也须站在船头向岸上哨所日军“行礼”,才予放行。

(六)日寇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收降了土匪头子苏振东(解放后,为我镇压)等成立所谓“黄卫军”,常驻扎在沔阳县的张家沟、沔城、通海口,监利县的北口、杨林关、新沟咀等地,大肆强拉青年当兵,弄得人民负担沉重,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苏振东是沔阳何家场附近人,出身屠夫,其兄弟汉成也是一个大土匪,素有“沔阳三成”(指苏汉成、周虎成、周伟成)之称。所以,苏振东跟兄仿效,在平坊一带,伙同汪步青、李太平等参与土匪活动。他是一个灭绝人性的“贪色鬼”,除了有三个老婆外,“临时太太”则不计其数。故尔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苏脚猪”。

(七)日寇小军舰及商船,常从汉口驶至仙桃镇。故沿襄河上下行驶时,常遭到林家湾等地之新四军伏击。为此,日寇到林家湾、昌家湾一带,大肆烧杀,进行报复。有的群众当场被打死,有几十人被虏到仙桃镇当“苦力”,长期不放,终于将这些人整死在军事区内,并将尸首投进襄河。如林家湾有两家姓林的,是循道公会的教友,一家的房子被烧大半,另一家户主被拉到仙桃整死了,丢下八十九岁的老母,五十几岁的妻子,儿子在乡间不能安身,只好到后方参军,媳妇在家劳动,生活日艰,搞得人食不中口,衣不中身,景况凄惨!

(八)日寇名义上说:为了要沔北的粮食养活沔北人,不准将沔北的粮食运到汉川或其他地方贩卖,违者即予没收。这是他们给自己拦路抢劫造舆论、作根据。实际上,沔北人多地少,专靠沔北生产的粮食,养活不了沔北人。所以,贩运粮食的商人为数增多,每天日落到通海口买粮,连夜运回,除向本地出售外,还运往他县(汉川、天门)出售,以维生计。

但是,日寇与伪政府在天未亮时就派兵把守路口,进行盘查;或者到粮行院子里实行监督,凡是下行买粮,不论是自家吃用还是贩卖,一律没收。我五弟胡学炳与三人同伙,在通海口乡间买了粮,准备去汉川脉旺咀等地出卖,因天气炎热到迟了,行至仙桃附近被日寇哨兵看见,将人马、货物(有小麦六百多斤)一律扣留,意图没收粮食。后经其县府机要秘书傅乃文出面为之求情,证明确系“良民”,才以购价全部收买,我五弟等四人徒劳往返,举家生活无以接济,只好挨饿一天。

正因日寇规定粮食(大米、面粉)不准买卖,中国人除汉奸外,全都吃大麦、蚕豆、饭豆、玉米等杂粮;肉食品也只能吃到猪头皮、猪杂之类。这是极为可怜的。

(九)进行毒化教育。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寇在仙桃办有一所小学,继又强占仙桃镇福音堂及小学校舍,开办一所“沔阳中学”,由机要秘书傅乃文担任校长。傅是日本留学生,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当时,我是“循道公会”仙桃联区负责人,小学房舍即由伪军军官家属及伪县立小学占用,原来小学被迫停办。傅乃文利用职权要将教会职员全部赶走而与我交涉,我以开展宗教活动及教会职员住宅之需要而未同意。他们就又以学校内不能住教会职员眷属为辞,硬要驱逐我等出教堂。

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利用当时该校缺少英语、代数等科教员之机,找傅商量,同意为该校代课,这才未赶我们般家。他们学校的课程设置,每天教学日语,由傅文乃亲自授课;英语课每周开三节;每天上午在上课之前,有“精神讲话”(由校长担任),中心思想是散布“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毒素。学生绝大多数是仙桃镇汉奸买办资产阶级、乡镇资本家、以及农村地主富农的子弟,男女兼收,共有两百多人。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财政困难,缺乏物资供应,这所学校就停办了。

 

二、日寇在集木场组织维持会

集木场是襄河边的一个小镇,位于仙桃东北约十五华里,是一个通达襄河南北两岸和天、汉、沔等县之三角地带。日寇为了防御新四军或一二八师在此截击水上、陆上日寇的往来军队,故在集木场成立了一个“维持会”。第一任会长是曾在武昌“循道公会”修善小学教过书的胡传道,系集木场附近胡家台人。不久,因在汉口发脑溢血而死。日寇又任用当地人刘启焕为第二任会长。日寇与维持会在集木场犯有下列罪行:

(一)兜售毒品:在集木场,日寇驻有少量军队,把靠河边通往内地的一大块地方,划为军事区,不让行人来往。日寇有时不敢亲自下乡,就吩咐维持会所属人员,下去到各村庄强索鸡鸭及蛋类,搜刮钱财和其它物资。而日寇则将食盐和鸦片烟土交与维持会专卖。维持会仰仗日寇势力,高价勒卖食盐,出售鸦片烟,则以次充优,若有鸦片馆不愿出高价购买的,就立即予以封闭。

日寇大量出售烟土,相应地就有大量鸦片烟馆增加。举长口为例:抗战前只三、四家烟馆,沧陷后就增加到十多家。凡属亲朋来往、婚丧喜事、接洽事务、逢年过节等,鸦片烟成为必有的招待品。因而有鸦片烟瘾的人就越来越多,受害的人也日益增加。体质变弱,荒于劳动;有的因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我二哥胡学灯原来不吸鸦片烟,后被朋友引诱吸食由少到多,欲罢不能,身体败坏,劳动不得,一家六口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二嫂得病,没钱治疗,以致死亡。丢下三个女儿和一个不满五岁的儿子,不得已将田地、屋宇全都卖光。这只是日寇用鸦片烟残害中国人的一个事例而已。

(二)敲诈勒索:日本在集木场时,不断被新四军袭击,日寇只得龟缩在军事区内,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不久,日寇就施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策略,组建一个“铲共团”,以土匪头子苏振东、营长陈烈光为首,企图抵抗新四军的袭击。该团住在集木场时,却以残害人民为能事。例如:我家弟兄们都以马运粮食为生,一次,我大哥胡学焕与五弟胡学炳,从汉川田二河各买回一匹骡马,走到集木场对岸河边,大哥首先引骡子渡过襄河,五弟同马留了下来,准备二次渡过河去。正在此时,该“铲共团”一个小兵跑来对五弟讲:“用你的马把我送到娄咀去。”五弟无法推辞,只好让他骑上马,往娄咀过去。谁知走到半路,小兵对我五弟威胁说:“你们的马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那个坏蛋竟诬我五弟是新四军,说:“你不是好人!田二河一带有新四长,长口往里走也有新四军,你是为新四军买马的……”到了娄咀,走进一所善堂,即用严刑拷打,勒令五弟招供。幸得当地商人张东廷作保,“确系良民”。匪兵乃节外生枝,又说:“为了他,我打了一发子弹,要赔一千元。”最后讲了许多好话,不得已交出身上仅有的七十块钱,才放回家。

(三)奸污妇女:一次,有两个日本鬼子兵从集木场到长口来找“花姑娘”。年青姑娘吓得要死,全都用锅底黑烟涂抹脸部,穿起老婆婆们的破衣,四处避逃。鬼子兵来后,找不着一个姑娘,即在街上酗酒,喝得醺醺大醉,直到日落西山才离开。但是,有一个鬼子兵当时未回集木场军事区,日寇部队派兵同维持会赶来长口,扬言:“这个人,是长口的人杀了,要赔命,要把长口镇全部火罗火罗的。”因此,全镇人人惊慌,家家惧怕。一面把能搬动的家具、箱柜、木料全都丢在外边或水里;一面请年老人设法去找那个鬼子兵。

其时,夜色降临,人们正在议论纷纷,有位长口油坊的工人是官山人,他对人说:“在官山有一日本兵,想要下汉口而不知去路,是喝醉酒的样子。”我柏父胡纯兴为了地方安宁,自告奋勇地领着日本兵前去寻找,走在半路上,日本兵疑我伯父夜间领到要杀他们的地方去,不但不肯走,反而打我伯父。我伯父只好忍受,要求维持会的人帮着劝日本兵,走不多远,果然在官山找到了那个鬼子兵,长口才免了一场大祸。

(四)抢劫财物:一天,日寇数人叫维持会领到陈家大桥,在陈汉唐家抢去了一匹好马,不料那匹马从集木场脱了缰,跑到了长口。有人报告一二八师的人,该师将马拉了去。日本兵得知前来要赔马,当天就要兑现,如果没有马,就要火烧长口。全镇男女老少惊恐不安,当即设法买马。幸得一家陈姓榨坊自愿让出自己榨油用的马,赔给日本兵,这才又免了一场大祸。

当年日寇在仙桃所犯的罪行,其实不止这些,上述只是千万分之一而已。今天言念及此,大有痛定思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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