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江汉平原洪涝灾害防治

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示:

江汉平原地势低洼,历来是长江中游洪涝重灾区,清代以来更是十年九涝。林则徐在道光年间先后两度来湖北做官,为防治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竭尽心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在充分挖掘利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水利史与环境生态学角度,对林则徐在江汉平原的治水救灾实践进行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

 

江汉平原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气候温湿,降雨量大,既是著名鱼米之乡,又是洪涝重灾区。所以,筑堤防汛,抗洪救灾,历来是这一地区关系国赋民命、地方治乱的一大要政。上至朝廷,下至当地官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林则徐在道光年间先后两度来湖北做官,当时正是江汉平原洪涝灾害频发期,为了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官府钱粮征收,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他在政务繁重之际,大力督率筑堤防汛,积极组织被水地区民众生产自救,为江汉平原洪涝灾害防治做出了贡献。深入研究林则徐在江汉平原的治水救灾实践,不仅是对这位近代中国伟大民族英雄的缅怀,也可为当代长江中游抗洪救灾提供历史借鉴。

 

一、江汉平原洪涝灾害及其成因

江汉平原河湖密布,加上客水来量巨大,丰沛的水量,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成为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另一方面,由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在区域和时段上分布不匀,易造成洪涝之灾。因此,在江汉平原各种自然灾害中,洪涝灾害一直居于首位,具有发生频繁,分布面广,历时较长,损失严重的特点。根据已有研究统计,从唐朝到清朝1300年间,江汉平原发生洪涝灾害200余次,且频率越来越高。唐朝平均18年一次,宋元时期增加为7—8年一次,到明清时代发展到4年一次。频繁的洪水漫溢,给江汉平原及湖北沿江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六月(1788年7 月)荆州万城堤溃决,使荆州满汉两城同时被淹,死亡约1万余人,公私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从荆州惨案发生到嘉庆十三年止,湖北各地连年漫溃堤工50多处,溃口从数十丈到数百丈不等。尤其从嘉庆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30年间, 汉江无一年不报溃漫。每次水灾,轻则田淹歉收,重则家毁人亡。

江汉平原日趋严重的洪涝灾害,不仅是当地官民的心头大患,也引起朝廷的高度关注。朝廷不仅设有水利专官,负责修堤防汛事宜,同时也把水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决定地方官员奖惩升迁的重要依据之一。康熙十三年(1748年),朝廷规定湖北滨江各府县 分别设同 知、州同、县丞、主簿、典吏专管堤防事务,在每年夏秋汛涨季节,各在所辖地方,率领各管段堤老、圩甲,搭盖棚房,置备防汛器材、物料,驻堤看守。总督从四月初一开始亲自巡查江汉堤防,将水势涨落尺寸每五日填单通报一次,直至白露节江汉归槽才能回到省城,并将防汛情况报告皇帝。此外,每年4月至 8月,长江水师营派拨兵丁50名驻扎万城堤逍遥湖至横堤一带协防。道光十二年,万城堤由水利同知专管改为荆州知府承办,每年逢桃、伏、秋三汛,由布政使与巡抚按年轮流驻防。倘巡抚或布政使因省城有重要政务不能亲临现场,则须奏明皇帝委托荆宜施道或荆州知府代为值守。对那些防守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吏,朝廷则给予严厉处罚。乾隆五十三年六月(1788年7月)万城堤溃决,水漫荆州府城,淹毙满汉军民约万余人,导致空前灾害,朝廷一次处分包括总督巡抚在内的湖北大小官员20多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万城堤李家埠溃决,造成荆州城全淹,湖广总督裕泰被劾渎职,罚俸半年,荆州知府与荆宜施道道员分别革职,摘去顶戴。为使赏罚分明,朝廷同时对修堤防汛有功的地方官员予以嘉奖,并明确规定,凡修堤捐银在300两以上者,由督抚报请吏部从优议叙。

既然从上到下如此重视修堤防汛,那为什么还常常发生堤溃田淹、人畜漂流的悲惨情景?这自然引起我们追究江汉平原洪涝灾害成因的欲望。

江汉平原洪涝灾害包括洪水灾害与涝渍灾害。前者指因河流泛滥淹没田地所引起的灾害,后者则是指因长期大雨或暴雨产生的积水径流淹没低洼土地而造成的灾害。这两种灾害,在江汉平原常常以外洪内涝的形式同时出现。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的产生,直接原因是由汛期长江汉江上游峰高量大的来洪,以及境内大范围高强度的暴雨径流汇集而得不到及时宣泄造成的,这与湖北的地势及气候密切相关。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地势西高东低,与全国地势基本一致,西、北、东三面环山,中部江汉平原低洼,南部敞开,整体轮廓呈现马蹄形不完全盆地。在气候上,湖北属于亚热带季风区,雨量丰沛,加上又处在我国以秦岭为界的南北气候区的过渡地带,降雨量北少南多,且多集中在汛期,在多雨季节,降雨又往往集中在某一旬或某几天。雨量在时空上的不均,导致省内汛期暴雨频繁,洪水集中。另外,湖北西承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南纳洞庭湖水系流域26万余平方公里、北接汉江流域15.9万平方公里的巨量来水,年均径流量6338余亿立方米,过境客水量大。所以,每当本省及上游省区季风进退反常,降雨过多时,省内中小河流洪水与长江、汉江洪峰相遇,湖北便形成外洪内 涝的严重局面。特别是地势低洼的江汉平原,地面高程仅有35—21米,普遍低于当地长江和汉江河段汛期最高水位6—8米,而荆江北岸甚至低于最高洪水位10—14米。这种地势使长江、汉江及其支流来水向江汉平原汇集,使其成为湖北的水袋子。由于水流潴积,宣泄不畅,汛期一遇水位升高,就会造成大范围洪涝灾害。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相同的地理自然环境下,宋元以前,江汉平原由于人口稀少,既有大面积湖泊调蓄洪水,又有所谓9口13穴分流来洪,所以对社会经济的危害不大。元代以后, 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外来移民大量迁入,江汉平原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日益提高,河滩湖泊被密如鱼鳞般的圩垸围垦蚕食,导致湖泊蓄洪功能减弱,水路宣泄不畅。

江汉平原的垸田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据嘉庆年间湖广总督汪志伊(1743—1818)奏报,仅荆门、潜江、天门、沔阳、汉川、江陵、监利7州县,一次被淹圩垸就达920处。这些圩垸大者周围二三十里,小者周围三四里。另据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十月的一份奏折,光被列入当年遭淹缓征银米名单的圩垸,统计就有1734处。虽然林则徐没有说明这些圩垸的面积,但我们可以从同年由胡祖翮所撰《荆楚修疏指要》一书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大体的推断。该书记载,沔阳县南北大兴1垸所包含的官垸、子垸,载入征科名册者就有83处,总面积达133,000亩。1垸面积竟如此之大,当时整个江汉平原有多少处圩垸?圩垸总面积该有多广!圩垸不仅大面积圈占了用作调洪蓄洪的湖泊滩地,而且严重拥堵河道,成为湖北防洪减灾的一大隐患。

造成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的另外一大原因,是汉江上游地区盲目开发,破坏了山区自然植被,导致大量泥沙下泻。

汉江是与长江并称的千古名川,发源于陕南宁强县,至湖北汉口汇入长江,干流全长150 0多公里,分为上中下三段。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钟祥以下为下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江不仅是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乃至华南经济文化的通道,其一江两岸温湿肥沃的土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138源地之一。这里不仅是远古人类郧县人、汉阳人的故乡,举世闻名的楚文化、汉文化、荆楚文化、江汉文化也都在这里孕育而成。翻开中国典籍,自《诗经》《楚辞》以下,歌咏汉江的诗歌代不绝书。明清以来,众多外来移民进入汉江中上游地区,使这里人口骤然大增。到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仅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就达到180万之多,由于朝廷禁阻导致延绵数年的荆襄流民起义。事件平息后,朝廷在这一地区设置郧阳府进行统治,载籍人口仍有70多万。大量人口的迁入繁衍、生活生产,严重破坏了汉江上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大量泥沙被山洪裹挟壅塞了汉江河道。每逢汛期洪水漫涨,百里汪洋,鱼龙吹浪,“人家百万水中萍”。汉江洪灾的成因,对于曾经专门研究过畿辅水利的林则徐来说,当然很容易理解,在奏折中曾多次提及。如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1837年8月13日),他在《筹防襄河堤工折》中称:“查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泥沙随下,以致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又汉水性最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纡回数折者,此岸坐湾则彼岸受敌,正溜既猛即回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3 ]汉江在给流域人民提供生命水源的同时,也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无法根除的灾难。

为了使我们对江汉平原水灾成因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不妨再看看当时以经世致用著称、曾对长江中下游水利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魏源的观点。他在《湖广水利论》中说:“今则承平二百余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 致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为泄水之地,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尽占为圩田。江、汉下游,则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寻阳九派者,今亦长堤亘数百里,而泽国尽化桑麻。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4 ]魏源的上述看法,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即使在今天评判,也是很有见地的。

江汉平原日益严重的洪涝灾害,尽管引起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但在如何防治水涝灾害上,由于所处地位与利害关系的不同,官府与学者、朝中官员与地方官员、上下游官绅之间,却各持一说,分歧明显。在官员中,依照其防洪措施的基本倾向,可分成清障派和堤防派。清障派以乾隆御使张汉、道光御使陈逵吉、顺天府府丞陈宝禾以及道光咸丰之际的学者魏源为代表。张汉认为,“筑堤必取土于内地,内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高则水势日险,患日深。是以江汉不疏终非底定之本,积淤不浚终失利导之宜……为今之计,欲平江汉之水,必以疏通诸河之口为急务矣”。[ 5 ]陈逵吉认为,湖北连年被水,原因是“支河淤塞,诸河受水之区其洲渚亦多被民间侵占,以致水无所容,江水横决为灾”,因此“请疏江水支河使南汇于洞庭湖,疏汉水支河使北汇于三台等湖,疏江汉支河使分于云梦七泽之间”[ 6 ]。魏源认为,古人治水,但闻疏浚以深川,不闻曲防以壑邻,江汉泛滥的根源既然是上游泥沙淤积和中游垸田围垦导致的水道壅塞,现在治水却只顾加筑堤防,结果,“左堤强,则右堤伤;右堤强,则左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游伤”。这样,“泐其势,不孙其理,虽神禹不能为功”。挽救的根本办法就是毁禁一切碍水垸田,清理水道,而要推行此法,首先要“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 7 ]。清障派的主张,按理说应该是拔本塞源、釜底抽薪之法,然而却遭到湖北地方官员的反对。地方官多认为,江汉平原圩田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的已存在数代,成为民众赖以养生托身之资,官府起科征粮,已认作合法,若骤然禁毁,事先必会遭遇民众抗阻,同时又会减少政府钱粮收入。他们还认为,河道清淤,理论虽无懈可击,可工程量惊人,况且古今地势已发生变化,“支穴故道久经湮塞,概行疏导,岂易易哉”[ 8 ]。因此张汉、陈逵吉及陈宝禾等在奏疏中提出的疏浚江汉水道的主张,均遭到湖北督抚驳议而不行。至于沿江沿汉地方官绅,因所处河段不同,圩垸各异,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洪泛区与非洪泛区之间,官垸、民垸、私垸之间,以及新垸与老垸之间,利害相互冲突,其主张更是严重对立。有的居民为了淤地肥田或免摊修堤防汛的工役经费,甚至私扒大堤,刨开围堰。有时一江两岸、上下游之间的民众,面对汹涌洪水,有的要决堤泻洪,有的坚持堵口挡水,相互争持冲突,引发大规模械斗,造成群死群伤,以致诉讼连年,官司打到北京。面对这种局面, 皇帝和朝廷的态度只是在两派之间寻求平衡。

 

二、林则徐防治洪涝灾害的基本措施

林则徐两次来湖北做官,均在道光年间。第一次是道光十年八月至十二月任湖北布政使,第二次在道光十七年三月至道光十八年十月任湖广总督。当时正值江汉平原水灾频发期,“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道光,道光 十年九荒”这类反映洪涝成灾、荒年歉收的民谣到处流传。抗洪防汛既然是关系国赋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地方大吏和关心民瘼的清官,林则徐不能不高度重视治水防灾问题。

林则徐在湖北的治水防灾措施分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巡查防汛抢险。

江汉堤防是由干堤及支民堤联合组成的防洪系统,干堤沿江沿汉,支堤滨临支流,民堤圩垸建于江汉洲滩和一般支河。其中干堤历来是湖北防汛重点。道光十七年三月(1837年4月),林则徐到武昌就任湖广总督,初来乍到,尽管当时尚未进入汛期,他已开始为湖北防汛抗洪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他在给朋僚的信中,说“久雨令人愁绝”[ 9 ],“薄堤似纸,不知何以御过夏秋也”[ 1 0 ]。四月进入梅雨季节,果然阴天多雨,让他寝食难安。他在就近督修查验武昌沿江堤防的同时,不惜接连多天到庙坛行香求神,祈祷止雨晴天。可上天不遂人愿, 进入六七月份后,湖北雨水更多,上游客水又至,造成江汉水势大涨。进入大汛期,沿汉沿江州 县如汉川、沔阳、潜江、江陵、监利、松滋、公安、石首、汉阳、黄冈、黄梅被淹的灾情报告纷至沓来。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林则徐依照惯例外出巡视长江、汉江堤防。

林则徐轻装简从,乘一只小船先逆汉江而上,依次到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一路查看汛情,督修堤防。当他正在襄阳缮写奏折报告汉江汛情时,又接到荆江水势猛涨、堤岸告急的报告。荆江水道曲折,淤垫日高,已成地上悬河,一旦决堤,江汉平原便成灭顶之灾,因此素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林则徐得讯不敢迟缓,立即南下荆江。林则徐到达江陵时,正值江水复涨,他马上赶往城西的万城堤查勘。万城堤位于素称长江防汛险段的荆江北岸,是荆州城和江汉平原三角洲的重要防洪屏障。当时人称:“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一堤。”[ 1 1 ]因关系紧要,万城堤在清代屡次动用国帑进行大修, 被称为皇堤和部堤。 特别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特大洪灾以后,为确保万城堤安全,朝廷规定,主汛期间,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专任官吏,都要亲临万城堤现场督导防洪抢险。万城堤即便平安无事,每年汛期结束,督抚也要向皇帝奏报堤防情况,其重要程度于此可见。这年荆江洪水涨势迅猛,水位高出荆州城南杨林矶志桩6尺4寸,为历年所罕见。在林则徐督导下,道府以下地方官员现场指挥民众奋力抢修,万城堤及其他江汉干堤均有惊无险。林则徐任湖广总督的第二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仍然是大洪水年。刚进入五月,因湖南、湖北“两省雨水连绵,上游之川、陕、粤西又皆多雨,且黔中蛟水大发,汇入洞庭,滔滔下注,而江西之九江及鄱阳湖水势,节节顶托,不能退消,楚北武、黄两属沿江堤岸均甚吃重,省城皇华馆志桩长水至三丈四丈有零”[ 1 2 ]。林则徐与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率领文武官员就近防护省城江堤,同时派署理布政使程铨前往汉江及长江咸宁、嘉鱼段往来查勘。同月下旬洪水始见消退,可立秋以后,降雨又开始增多,江汉上游客水涌至,江汉平原抗洪抢险又面临新的严峻形势。林则徐于七月初九(8月28日)动身巡查江汉防汛抢险,出巡路线仍与上年一样,先汉江后长江,只是未到襄阳。林则徐到达沔阳州的西毛台垸时,堤内突然发生渗水,情形十分危急,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迁避。林则徐经过仔细查看,凭经验判断一时不会决堤,“当谕居民不必惊悸, 亦不可相率逃避, 致惑人心。正当随同地方官捧土束薪,尽力守护,即可保无失事。”[ 1 3 ]。经过官民齐心合力一番抢堵,果然保住了大堤,使堤内一望无际的垸田庄稼免受巨浸。林则徐在照例查看万城堤后,顺江东下,查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洪湖、嘉鱼、江夏金口镇,9月26日回到武昌,历时一个月。在林则徐督察指导下,该年江汉平原又取得抗洪抢险的胜利。

二、 督修防洪堤塍。

对于抗洪防灾来说,长江、汉江分别流经湖北18州县和13州县,其间“江自荆州而下,两岸设堤几及三十万丈,不独以导四川之水,并湖南、广西、贵州诸水凡注于洞庭湖者,涓滴无不入江,即无不赖堤为障。汉自襄阳而下,两岸设堤几及十七万丈,亦不独以导陕西之水,凡豫省西南一带汇入唐河、白河诸水,无不奔赴襄阳,与汉合流”。由于长江汉江“来源多而水势太骤,泥沙积而河底日高,堤下田庐有较水面低至数丈者,是以蚁穴之漏,即势若建瓴,而波及之区,皆形同仰釜。一处溃则处处之横流四溢,一年溃则年年之溃水长淹”[ 1 4 ]。因此,江汉平原只有依靠堤防保护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时有识之士认为,对湖北来说,“江汉治,堤防固,而物产多,民生遂,而国赋盈。上之教泽有所施,下之风俗日益厚。如其不治,水壅则堤溃,堤溃则民灾,民灾则赋悬,甚至请赈借项,空糜国帑,而卒无补于民生”[ 1 5 ]。治理江汉水患,守护抢险只是临时应对措施,加高培厚堤塍才是长远有效之举。所以,当时学者又说:“牧民者,欲济民艰,莫急于防水患。防水患,莫急于修决堤。”[ 1 6 ]道光十七年五月(18 37年 6月)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两个月后,即会同湖北巡抚周之琦验收了武昌城外沿江石岸和荞麦湾土堤加固工程。在勉强支撑过当年大汛之后,林则徐不敢存侥幸心理,“仍札饬该道府督率各属,查照本年盛涨水痕,将堤工逐一勘估,加高培厚,不任单薄残缺,其大汛抢险之处,只系抵御一时,尤须于水落后加挽内外月堤,务令即早修完,悉臻巩固,俾来年汛涨,抵御有资”[ 1 7 ]。在冬春两季,林则徐先后督促补修了一大批堤防工程。在这些堤防工程中,除照往常规定每年必须培修的江夏、嘉鱼、汉阳、汉川、沔阳、潜江、钟祥、江陵、石首、松滋、黄梅、广济等沿江沿汉堤防,以及江汉支流所经过的黄陂、孝感、云梦、当阳等州县堤防外,还包括长江南岸的咸宁、蒲圻江堤,以及沿江沿汉州县岁修以外的许多工程。如在监利县朱河汛的尺八口新筑月堤,在天门县彭市河砌石矶,钉桩木,在岳家口另筑月堤,将上陶林、下陶林陡堤帮宽,补修刘相堤,以及兴筑潜江县方家湾、戴家岭、卸甲埠、白伏垸月堤、新丰垸、皮家拐坝座和石盘头,以及各垸田老堤的加高撑帮等。由于耗资巨大,生息款项有限,在上述工程中,除钟祥县汉江北岸堤塍、潜江县城南土堤、黄梅县石板桥堤塍,奏请支用修堤专款外,其余堤工及安陆、武昌、荆门城垣的修筑,所用大量经费都是自筹,有的来自官绅捐款,有的采取官垫民摊。

三、制订修堤防汛章程。

江汉地区人民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修堤防汛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相关的技术方法,朝廷也颁布过地方官员修堤防汛责任的规制。林则徐在督修堤工、组织防汛过程中,根据自身体会,吸收民众经验,参照前人做法,制订了一套新的防汛筑堤的规章制度。早在道光十年(18 30年)任湖北布政使时,林则徐就刊布了《公安、监利二县修筑堤工章程十条》。道光十七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后,又手订《防汛事宜十条》。林则徐所制订的修堤章程和防汛章程,因科学实用,被后人当作修堤防汛的经典守则,收入《荆楚修疏指要》、《荆州万城堤志》、光绪《湖北通志堤防》等地方治水文献,林则徐也因此成为湖北水利史上的著名人物。

四、挑浚沮漳河道。

治水要疏堵结合,以疏为本,历代人们推崇大禹治水的方法,说明这是千古不易之原理。林则徐认为,湖北“滨临江河各处,频遭水患,固须修筑堤塍,借资保障,尤必开浚河道,庶得疏消”[ 1 8 ],“多一分之疏通, 即少一分之泛滥”[ 1 9 ]。因此,他在督修堤坝的同时,倡导支持疏浚河道。当阳县有沮河与漳河在境内河溶镇东部交汇,南流荆州筲箕洼入江,因河道淤塞,堤塍溃漫,致使两岸田庐遭淹,同时威胁江陵万城大堤的安全。该县知县王朝先后自捐银二千七百多两,劝捐银一万一千多两,在溃口加筑堤塍,隔拦漳水,并组织民众挑浚河道。工程竣工后经过荆宜施道查验,河道加宽加深,堤塍修筑坚实,林则徐十分赞赏,依据朝廷规章,他与巡抚周之琦会衔上奏,请将该知县交吏部从优议叙。

五、筹措汉江防汛专款。

进入嘉庆、道光朝以后,汉江堤防尽管每年都要进行维修加固,可漫溃仍殆无虚岁。林则徐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修堤防汛经费不足,难以开支物料和人工费用,“以至筹防棘手,呼应不灵,一片长堤,每有人夫寥寥,器具不周之处,是其疏虞失事,原在意中”,“然若因循迁就,则有一处之溃决,即致数处之漫淹,轻而展缓钱粮,重则议蠲议恤,揆诸国计民生,均不能不亟为筹画”[ 2 0 ]。江汉地区历年修堤防汛经费征集,按规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官征官修,一是官征民修,再就是民征民修。江汉干堤为官堤,由官征官修或是官征民修,支堤和民堤由官征民修或者是民征民修。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官民皆困,无法承担这项巨大开支。为破解这一难题,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八日(1838年6月10日),林则徐与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会衔上《筹款生息防守襄堤折》。在这封奏折中,他先论述了汉江堤防的重要性,接着强调了经费困难:朝廷与地方藩库无款项支用,“将欲责之民力,则频年淹浸之处,上而国赋之钱漕,下而岁修之夫工,尚且催比不前,更安能筹集防险之用。将欲出诸官捐,则州县既须责以清廉,又须杜其亏空,自银价昂贵以来,州县办公,赔累者十九,其力实有不逮”[ 2 1 ]。最后,林则徐提出筹措专款发典生息,用所得利息作为维护汉江堤防费用的办法。原来,在道光十年,襄阳地方曾因缺少缉捕经费,经湖北督抚奏准,将原存宝武局钱八万串发典生息济用。道光十六年,宝武局暂停鼓铸,又将这笔存钱七万六千多串发典,按年八厘生息,然后照市价换成银两解交藩库,收入正铸款内。截至道光十七年,这笔存钱已经获得利息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四串,加上本钱,已达八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串,因未明确作何使用,一直闲置在那里。林则徐请求援照以前襄阳解决缉捕经费的成案,将这笔闲钱移作汉江防汛之用,再设法捐补凑成十万串整数,令湖北盐道交给汉口盐商汇总生息,按月八厘,每年可获利息九千六百串。将其中四千串归还钱本,剩余五千六百串作为汉江防汛经费。林则徐的这一请求,得到道光皇帝的认可。

六、排渍减灾。

道光十年八月(1830年10月),林则徐到武昌任湖北布政使,恰逢江汉平原的监利、公安、石首、江陵、沔阳5州县在秋汛中被淹,林则徐认为,洪涝灾害发生后,抚恤救灾的根本措施,“在于疏消积水,涸出田畴,俾得及时耕种,民心自更安定”[ 2 2 ]。于是,他“即移行道府,督同各该州县,将被水未消之处,再行详细履勘。应修复堤岸者,即先堵筑断流;应疏浚下游者,速令设法消导。总期农田涸复,即可翻犁”[ 2 3 ]。在林则徐的督导下,被水地区的民众抓住农时,开展生产自救,抗涝排渍,抢种秋禾,多少弥补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七、缓征被淹地方银米。

在林则徐任内,江汉干堤虽未发生溃决,没有造成大的水灾,但在沿江沿汉低洼地区,汛期被水被渍的现象难以避免。道光十七年和十八年是被称为江汉安澜的年份,但仍有不少州县被淹。根据林则徐奏折,两年内先后被淹者有江夏、武昌、咸宁、嘉鱼、汉阳、汉川、黄陂、孝感、沔阳、黄冈、蕲水、钟祥、京山、潜江、天门、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等20多个州县,以及武昌、武左、沔阳、黄州、蕲州、德安、荆州、荆左、荆右等 9卫被淹,其中绝大多数是连续两年被淹。林则徐根据当地官吏的报告,并委派人调查核实,区分不同情形,与湖北巡抚会衔奏请缓征被水地方当年或以前积欠的银米,获得道光皇帝的允准,缓解了被水地区民众的赋税负担,体现了林则徐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

 

三、对林则徐治水防灾的评价

明清以后,湖北水灾频仍,小灾不断,大灾常见。道光年间,江汉平原更是十年九灾,成为妨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因素。林则徐两次来湖北做官期间,恰好未发生重大洪涝灾害,特别是道光十八年秋汛,江、汉洪水并涨,“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 2 4 ]。这证明林则徐的治水防灾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他因此不仅获得道光皇帝的信赖和嘉勉,而且也赢得湖北人民的长久怀念。

林则徐取得如此显著的治水成效,首先是与他认真务实的为官作风密不可分的。如上所述, 林则徐在湖北任职期间,依照成规,他每到冬春时节,都要督修勘验堤工,每逢夏秋汛涨之际,都要巡查江汉堤防。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是,林则徐这样做,不是仅仅履行公事,而是以身作则,以影响动员下级官员与民众,齐心协力抗洪抢险,防灾救灾。正如他在给道光皇帝奏折中所说:尽管防汛“不能全有把握,而人事之应尽者,均不敢不竭其心力。在臣一人心力曾有几何?而惟以身先之,即人人之心力皆不能不为臣用也”。这种率先垂范、感召民心的良苦用意,道光皇帝看了也大为感动,用朱笔在前一句话旁批道:“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 2 5 ]在后一句话的每一个字旁,道光帝都加以朱圈,以示赞赏。

除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林则徐丰富的水利知识和治水经验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治水方面,林则徐比其他官员高明之处,是他能够以水利专家的眼光,通过现场指导,制订相关规章制度,以保障修堤防汛的正确进行。林则徐先后手订的《公安、监利二县修筑堤工章程十条》与《防汛事宜十条》,被收入多种湖北治水文献中,证明他的这套方法在实践中是科学的,有用的,这得益于他此前长期潜心研究农田水利问题,并曾担任东河河道总督,以及在水利问题突出的浙江、江苏做官的经历。

林则徐在湖北治水防灾上的成效,固然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但就抗洪防涝的需要来看,只是治标而未能治本,所以当林则徐一走,洪水又泛滥成灾。道光十一年(1831年)春,林则徐交卸湖北布政使前往河南任职,当年夏季即发生湖北历史上有名的辛卯水灾,包括省会武汉在内的江汉平原哀鸿遍野,饿殍当道。此后,湖北更是洪灾不断。据当时人叶调元所撰汉口竹枝词,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的戊申水灾和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己酉水灾,一次比一次严重。词一云:“水患曾惊辛卯年,戊申谁料胜于前。观音阁内寻陈迹,旧尺量来尺五添。”词二云:“岁当己酉水弥凶,板难施走路穷。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到有九家空。”[ 2 6 ]

江汉地区洪涝灾害的防治之所以没有取得长期稳定的效果,如果仅从治理方法上加以检讨,与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历任官吏重堵轻疏的治水方法也不无关系。林则徐虽然认识到治水以疏导为根本,可是在具体措施上,基本上是因循前例,侧重于堤防建设。

如前所述,湖北洪涝灾害有两大成因,一是汉江上游大量泥沙下泻,一是江汉平原圩垸妨碍行洪。林则徐在对道光皇帝阐述湖北修堤防洪的必要性时,却只强调前者的危害,不提后者的灾难性结果。我们知道,林则徐在他那部颇著时誉的《畿辅水利议》中,曾经专门研究过禁止占垦碍水淤地的问题,他自然也懂得江汉平原圩垸妨碍水道侵占蓄洪湖区造成的后果,之所以讳而不言,是因为他深知,江汉平原是闻名全国的米粮仓,垸田兴废直接影响湖北的国赋民生;圩垸围占湖滩、妨碍水道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其禁废牵一发而动全身,决不是想象的一项水利工程那样简单,贸然刨毁必然引起各方百般阻难及严重社会后果,这类事例在江汉平原并不鲜见。如在林则徐莅鄂之前,就有汉江中游荆门、钟祥等州县与下游天门、潜江、沔阳、汉川县,因泄洪与堵口发生争讼,历经乾隆、嘉庆两朝,为时数十年方告平息。在林则徐去任后,光绪八年(1882年)监利县红心河两岸垸民为境内子贝渊的堵挖发生冲突,北岸700余垸、南岸900余垸参加械斗,造成严重死伤。这些矛盾和惨剧的发生,都源于在江汉地区修堤防汛过程中产生的许许多多的弊端。熟悉其中内幕的胡祖翮,在论及修堤事务时就揭露说:“分修则富户阴卸险要,贫户受田顶充;合修则小户借贫抗费,大户恃势隐田。更有横形之田任修, 藏头者取巧;直号之田任修,截尾者取巧。换段换形,坐落无定,寸长尺短,洒派不均,弊端难以悉举。……岁修则因循不力,挽修则草率了事。即有督修之员,人地生疏,或事宜未娴,或稽察不密,听书役之侵蚀,任奸民之包揽,使费又十不值五,其旋筑旋溃,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2 7 ]这里,胡祖翮所列举的只是民间的弊端,已让一般人眼花缭乱,难明底细,可实际上,官吏的徇私舞弊、贪污中饱、敷衍塞责更为严重。据御史陈在道光三年奏称,江汉沿线各州县分管堤垸的汛员,本来负有修堤防汛之责,可实际上,“各汛员名为上堤催修,实只收堤头、圩长规礼,于堤塍加高培厚置之不问,河水泛涨又不亲诣防护,以致堤垸日坏”[ 2 8 ]。即使上堤培修,也是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有的堤段竟只派人将草铲去,露出新土,以冒充岁修工程。[ 2 9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熟悉水利工程的林则徐当然心知肚明。但这些问题产生原因相当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按照林则徐“天下事当积重难返之后, 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利不百不兴,害不百不去”[ 3 0 ]的谨慎处事态度,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矛盾突出的弊病加以矫治。如在林则徐接任湖广总督前,监利县因修堤费用收缴混乱引发纠纷,消息传到北京,皇帝降旨查办。林则徐到任接手此案调查后认为,其根源一在于县城堤工总局滥设乡间分局,致使人员增多,费用增加,二在委托书吏帮办,催收土费。面对存在的问题,林则徐以法规已屡次改变,不宜再事纷更为由,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撤销新设乡间分局,恢复一县一局原制,主持局务的首士必由公举,因年更换。对假手谋私又特别狡狯的书吏加以惩戒,其余者仍让其帮办局务。至于其它方面的种种弊端,林则徐根本没有涉及。

林则徐在治水防灾方面的所作所为,是由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从社会环境上讲,江汉堤防中的种种弊端,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有的还是当时社会制度的派生物,即便是勤政干练如林则徐者,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何况,林则徐两次在湖北做官,为时都很短暂,第一次做布政使,只有 4个月时间;第二次来任湖广总督,时间稍长,也只有17个月。在当时他既要督防大汛、校阅营伍,又要禁绝鸦片、疏销盐引,政务繁重,劳碌过度,已经使他“鬓须皆已成雪,精力 亦不可支”[ 3 1 ]。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在治水防灾上有所为、有所不为自在情理当中。

从治水技术上说,由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当代水利工程的兴建,都体现的是人类化水害为水利的不懈努力,可治水效果的大小是与人类水利科学技术手段的高下成正比的。江汉洪涝灾害的根治,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应该遵循“以泄为主,江湖两利,上下游兼顾,全面规划,综合整治”的方针,要培修堤防,完善堤系,整治河道,控制河势,兴建水库,设立分洪区,还需要建立及时可靠的水文、气象、灾情通报等预警信息系统,并治理改善省内及江汉上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上述这些做法,直到当今仍然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林则徐所处时代,科技水平尚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不可能具有今天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科学理念,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他夙夜企盼的江汉安澜、百姓丰衣足食的美好景况。

 

注释

[1] 《林则徐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版本同) ,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3~125页。

[2][ 2 6 ]见《汉口竹枝词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177页。

[3] 《全集》,第二册,第 4 11页。

[4] 《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8 ~389页。

[5]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103页。

[ 6 ]倪文蔚:《荆州 万城堤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 第 3 56页。

[ 7 ] 《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2、3 9 1页。

[ 8 ]胡祖翮:《荆楚修疏指要》凡例,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 9 9年。

[ 9 ][ 10 ] 《全集》,第七册,第 154、14 9页。

[ 11]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序言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12 ][ 13 ][ 14 ] 《全集》,第三册,第66、73、100页。

[ 15][ 16 ]胡祖翮《荆楚修疏指要》自序、序一。

[ 17 ][ 18 ][ 19 ] 《全集》,第二册,第418、560、561页。

[ 2 0 ][ 2 1][ 24 ][ 25] 《全集》,第三册,第23、22、101、101页。

[ 2 2 ][ 2 3 ] 《全集》,第一册,第10、10 ~11页。

[ 2 7 ]胡祖翮《荆楚修疏指要》自序。

[ 2 8 ]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谕旨》。

[ 2 9 ] 《历代诗人咏荆州》,第242页,张圣裁《代江陵灾民述怀》:朝廷特设水利官,民间土费随粮完。土若归堤堤身固,积久何难成邱山。争奈职官鲜廉吏,依样葫芦援前例。高坐衙斋懒查看,割草见新等儿戏。

[ 3 0 ] 《全集》,第五册,第2 8、25页。

[ 3 1] 《全集》,第七册,第151页。

 

附注一:

将胡祖翮撰《荆楚修疏指要》所收《林制府公安、监利二县修筑堤工章程十条》与海峡文艺出版社《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所刊《修筑堤工章程》相互比对校勘,发现二者文字繁简不同。后者简练,显然经过删削,前者为当时刊发,详细具体,保留了更多历史信息。如其中第二条,工次大小委员宜分别捐给薪水也。《林则徐全集》作:“查委员办理官工,历系自备资斧,而有工州县,因谊关地主,率皆借给夫马饭食,始以为无几,积计渐多,遂不免于经费内设法开销,而委员得受供给,亦即有不便顶真处,以此陋习相沿,大于要工有碍。此次工程,责成县令承办,务使工归实用。所有大小委员薪水,应由本司与道员捐廉给发,不使该县供给,以免借口赔累。至该县所派在工之书役,亦应由县捐给饭食,毋令枵腹从事。倘委员及该县丁役人等,有敢向夫头勒索侵扣者,分别责革,从重惩办。”《荆楚修疏指要》作:“查委员办理官工,历系自备资斧,在自爱之员,原不藉端需索,而有工州县,因谊关地主,率皆借给夫马饭食,始以为无几,积而计之,为数渐多,遂不免于经费内设法开销,而委员得受供给,亦即有不便顶真处,以此陋习相沿,大于要工有碍。此次工程,责成署公安县焦令、署监利县唐令分领承办,务使工归实用,不许稍事虚糜。所有大小委员薪水,应由本司与荆州道府捐廉给发,不使该县供给,以免借口赔累。今议候补知府一员,督修全功,每月应给薪水一百两。其帮修之佐杂十员,每员每日给银一两。自到工之日起,支至工竣为止,房饭舆丛一切在内,该县毋庸代为预备。至该县所派在工之书役,亦应由县捐给饭食,毋令枵腹从事。倘委员及该县家人暨随从、书役人等,有敢向夫头勒索规费,侵扣工钱者,即先枷号工次示众,仍分别责革,从重惩办。”再如该章程第六条,《林则徐全集》作:“硪头须选择能手,起得高,落得平,便无松劲。若以凑数,撒手不匀,落土不实,必有打不着处,即不能饱锥。总在承办之员亲身逐层察验,不可任其遮盖。现颁验票式样,交帮修各员刊印。带工每验完一坯,将票填明,给夫头收执,按日汇缴。如未掣有第一坯验票,不许遽上第二坯。并责成督修大员随时周查锥试。”《荆楚修疏指要》作:“查筑堤以二五收分,底顶相配,须于铺底时先行量准丈尺,间段插桩,使其一律宽阔。不得任将堤脚收小,偷底短铺,致成陡立。仍于铺底之先,按照原估宽长丈尺,将地面排筑坚实,套打重硪,免致根脚浮松,谓之盘底。然后加上底坯,严督夫工铺踩平匀,不得结块成团,彼松此密。每上一坯松土,只许一尺二寸,打成实土八寸。监工员役须多截木签,作为尺寸定式,不许上土过厚,至每层行硪总须连环套打三遍,以硪花为验。硪夫须选择能手,起得高,落得平,便无松劲。若以凑数,撒手不匀,落土不实,必有打不着处,即不能饱锥。总在承办之员专派妥丁,监视硪工,仍亲身逐层察验,不可任其遮盖。现颁验票式样,交帮修各员刊印。带工每验完一坯,将票填明,给夫头收执,按日汇缴。如未掣有第一坯验票,不许遽上第二坯。并责成督修大员随时周查锥试。如有渗漏,即责令翻筑,不得稍存迁就。至底顶固应如式,而坦坡尤应肥满,不许折腰瘦坡。其试验之法,只将丈杆平放坡上,杆下无缝即是肥满,有缝即是瘦减,无难立办。将来收工时,逐段丈量顶坦,兼行锥试。如有偷减草率,不独将承办之员参处罚赔,并将委员严参示儆。”另外,胡祖翮撰《荆楚修疏指要修防事宜卷首》,在所收《林制府公安、监利二县修筑堤工章程十条》最后一段,还有林则徐针对堤工章程十条所作说明,“以上十条,只就本司所见,议拟章程。其有未备之处,随时酌议增添。”最后附开验工票据式样。新版《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所收《修筑堤工章程》没有林则徐上述说明文字,也没有附开验工票据式样。

附注二:

胡祖翮撰《荆楚修疏指要修防事宜卷首》收《林制府防汛事宜十条》,与新版《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所收《防汛事宜》对勘,前者有如下一段文字为新版《林则徐全集》所无:“以上十条,就本部堂意想所及,通行饬办。如有未能周备及须斟酌变通之处,各抒所见,酌办禀覆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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